32岁的罗茹萍则是上课时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长推开教室的门说，“你出来一下”……之后两个星期，罗茹萍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怕别人问起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啊。”
他们走了，谁来接替
如此多的代课教师离开岗位，那么多的师资骤然流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会川镇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有六名代课教师。刚辞退代课教师时，学校出现了教师严重短缺现象，正常教育面临半瘫痪，学前班儿童就要失学，很多学生家长为此围了镇政府。
代课教师张清水因此成了靠民间力量留下来的最后的代课教师。
他同样因为做代课教师成了村里最穷的人。面对着在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他抱歉：“对不起，全村就我们家没有围墙，冬天不能挡风。”
但问他为什么希望破灭后还那么留恋三尺讲台，他说，那是一种心里说不出的感觉，上课时候的陶醉感，学生都考出好成绩后的成就感。
这位数学老师最享受的是在黑板上写数字的时候，“那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的感觉”。内向孤僻的他每每上起课来口若悬河。
在会川镇多个学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陈宏文对镇上的教师情况非常了解，他认为，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课教师，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绝对的教学骨干，任何一方面都不比公办教师差。
“我们退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新补充的公办教师，他们能否接过这副担子，一是他们能否安心教学，二是教学质量能否达到要求，这两年新下来的非师范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了农村学校连小学一年级的a、o、e都教不好，机械执行清退政策的结果堪忧。”陈宏文说。
王政明一手创办的张家堡小学现在成了公办教师客栈。过去9个教师，4个是代课教师，都是本大队的。而新来的公办教师几乎都想着往城里调。
李家崖小学辞退了三名代课教师后，一下子增加的教学量几乎要把校长侯军权压垮。候军权也是代课教师，只不过是因为身为校长而暂时未辞退。
侯军权一人要带14门课，新派来的两名公办教师每人只带4门。此外，他还为学校的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垫资4000元，这是卖了家里的老黄牛后垫上的。按照经验，这笔钱发还可能遥遥无期。而他坚持代最后一年课的工资是1920元。
一位渭源县城的学校领导沉痛地说，真正的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不相信的话就去对比一下代课教师的课表和公办教师的课表，然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
侯军权听闻后惨淡地笑笑：“其实代课教师课越多越高兴，这样就避免参加一些课余活动带来的尴尬，本来我们就是异类，到哪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对此，陈宏文校长感同身受。学区校长说，陈宏文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强，学区所以就决定由他来当校长。但有一次陈宏文对一个公办教师的教学提意见，对方回话把他呛住了：“你一个月才拿多少钱，你有编制吗，你凭什么管我？”
但真正的教师之心都是连在一起的。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的一位公办教师指着办公室几位教师说，“你看看，代课教师再这么一走，课程压力都承受不过来了。”
由于代课教师被清退，一些学校教师缺乏，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几个年级的课一起上。仅在会川一镇，南方周末记者便了解到4所面临这样困局的学校。
张家堡小学刘校长说，教师队伍不稳定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代课教师一清退，流动性过于频繁的现状毕竟会影响教学，上学期派下来的老师这学期都走了，而县上的中学老师下来支教小学也不一定适应。
杨川小学的秦校长则心疼他手下的那些代课教师，“那些人都是一离开学校就开不了学的骨干啊”。
陈宏文说：“代课教师清退后，现在整个会川镇学区缺53名老师，全县缺五百多名老师。为什么在农村教育严重缺员的情况下，不运用国家将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一刀切’的清退呢？
他说：“领导为什么不下来做一下调查，以为代课教师就是水平差、临时工，觉得代课教师给地方丢脸了呢？”
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来，他骑着摩托车自费遍访了渭源的代课教师，写出了一本《乡村代课教师》的报告文学。
书中引述了一首渭源山区的花儿（一种流行于甘、宁、青的西北民歌，比秦腔更为苍凉沉郁），用淳朴的语言传唱代课教师的工作：
蓝天下的太阳花，
代课教师最伟大，
汗马功劳他立下 （音同“哈”）
名利不图不为啥，
心上牵着山里娃。
“中国最后的代课教师，他们的教育生命即将终结，但他们的精神不死。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交给历史，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群人，就像饿死在渭源首阳山上的伯夷和叔齐，代表着渭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寇倏茜说。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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